在自然灾害中，“水、火”对人类的危害最大，老鄂城民间有一句俗话，叫做“大水冲了龙王庙”。意思是说大水一旦成灾，哪怕你龙王的“窝子”也管不着，所以说“水火”是无情的。类似这种谣谚似的俗语种类很多，流传甚广。而流行在鄂州地区的一些“灾难性”的歌谣、俗语，颇具地域特色。

　　一、 首先是水患。古称“水乡泽国”的鄂州，人们俗称、“水袋子”、“荷叶”高塘县，喷樊湖九十九，天河缺个口，沉了（浮意）起荷叶洲”、“樊湖一水袋，千年脾气怪，饿又饿不得，饱又不自在，若撑便为害。”据有关资料记载，仅“前清”而言，较大的水灾、旱灾遭遇了四十几次；到了“民国时期”这种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，几乎是二三年一次。樊湖地区有这样一首耳熟能详的歌谣；“西洋畈，大肚子汉，驮个冲担满湖转，转条鲤鱼二斤半，度命的粉子抓一把，又熬又煮一锣罐，你也怨，他也叹，大人喝得象“冲担”，细伢灌得象“罗汉”。全首歌谣几乎都是“仄”声韵，尤其是末尾两句可谓“大难之中见真情”。尽管灾年灾月无好食，但大人们仍然是忍饥节食，让儿女们多吃一些，所以孩子们个个灌得像“罗汉”.又如道光时期的连年旱灾，让老百姓苦不堪言：道光道光，十年九荒，走路叹气，坐着抓疮。”，又如“一进XX咀，人人都有“喜”（俗意为怀孕）女的怀十个月，男的驮到底”。旧时，在水灾的肆虐下，有些地区的老百姓容易患上“血吸虫病”（俗称‘大肚子病’）一旦患上这种病，女的不用说，男的“驮到底”便无法医治。歌谣用女子怀孕的体态来比喻“大肚子病”既形象、巧妙，同时又给人以十分无奈之感。可见，水旱自然灾害，给樊湖人民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和灾难。

　　其次是火灾。火灾对人类的危害也是大的。就火灾而言，一般分“天灾”、“人为”和“意外”这三种，如“森林、草原火灾”、“民居失火”等。有一位学者的文章中介绍说，在宋孝宗时期，古老的鄂州城区附近曾经发生一场特大的火灾，民间有俗语、歌谣云：“这宗（宋朝皇帝的称号）、那宗，最后还是送（宋）终。”语言直白毫无遮掩，“宋宗”、“送终”二词的“谐音移意”运用得十分贴切，不管你哪个皇帝，最后还是要改朝换代。又如“难民潮难民潮，从北向南何时了？”、“兵荒马乱，草市长街，一场大火，烧个精光。”北宋后，由于宋室“南渡”，朝廷为了容纳大量的难民，在城市周边纷纷建立起“附郭草市”，作为城市沿续的一部分并予以管理，鄂州也有这种“草市”。没想到一场大火，将城区以南的一万多家“草市”烧个精光，让成千上万的难民们“雪上加霜”。又如：“军火库，炸药桶，“轰隆”一声，天颤地动，人肉飞天，江水喷涌，防不胜防，老天捉弄。”据《湖北通志》记载：民国初年，老鄂城江边有一“军火库”，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爆炸，造成当时的库基深陷，江水倒灌，几十名守卫士兵全部遇难，损失惨残酷的战乱。古老的鄂州，是历朝历代军家必争之地。如“西周”时期重。这虽是一次意外事故，但通过铿锵有力的“四字句”歌谣的传唱，向人们警示，千万不要忘记历史上的不幸和教训。

　　二、古老的鄂州，是历朝历代军家必争之地。西周时期的“鄂国”，曾率军大举讨伐南方诸国，侵占了当时扬越的经济中心——“鄂州”，从这时开始，一直到明清时期，可谓是“战火越千年，民怨懑沧桑”。此后，三国时期，吴王孙权“以武而昌”，在鄂州称帝建都修城堡，在樊口、燕矶大建军事设施，民间有谣曰：“樊口戌，烽火台，恶梦难解”。这种随时可以爆发战争的不祥之兆，让老百姓昼夜提心吊胆。“三国归晋”以后，更是“烽火连天月”。从晋武帝到晋愍帝不到三十年的时间，“武昌”多次遭到兵匪的攻占、抢掠和焚烧，有的甚至是两年一“抢”，两年一“烧”，如此频仍的战事，老百姓怨声载道：“都非都，城非城，关门闭户少行人，”昔日吴王的“帝都”、“武昌城”不复存在，老百姓在长期的战乱中“年不是年，月不是月，但愿‘大寒’过后早‘立春’”。按节气的规律，“大寒”过后是不能早“立春”的，这种巧妙运用“暗喻”的手法，充分表达老百姓那种“息战宁人”的强烈愿望与要求。到了明末清初，由于“太平军”义旗招展，明室江山摇摇欲坠，烽火四起的战事，老百姓亦深受其害。有歌谣云：“恶月恶日五月五，团风过来一帮虎，守城的武松白喝酒，闻风丧胆无影踪，出樊口，进梁湖，烧杀抢掠民叫苦。”这是一首写实的歌谣，据史料记载，崇祯十六年端午节这天，张献忠的部队从团风过江直逼武昌县，当时武昌县的守军早已逃光，因而张献忠的部队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了县城，随即便毁官营烧民房，紧接着出入樊口、梁湖大肆烧杀抢掠”。

　　“灾难性”的歌谣、俗语，大多是“脱口而出”有感而发，语言通俗易懂，句式自由，手法精练，通篇虽不有“悲天悯人”之感，但语锋所指十分明显。就其所表达的中心内容来看，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折射，时代的印记。作者系鄂州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，鄂州著名民俗专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