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。虽郑成功只认可自己是中国人，是大明臣民。但正是郑成功的这一半日本血统，是他将母亲开膛破肚的原因所在。

郑成功的父亲是郑芝龙。

郑芝龙(1604——1661）又名一官，号飞黄，福建泉州南安人，早年因生活所迫，跟随舅父黄程干海上贸易，专门贩卖商品到日本获利。

在舅父的引荐下，郑芝龙结识了九州岛的华侨领袖、海盗商人李旦。郑芝龙性情豪爽，为人机警，精于海事，倍受李旦器重。李旦没有妻儿老小，郑芝龙“以父事之”，李旦死后，将财产全都留给了郑芝龙，郑芝龙正是凭借着这些资产，加之天生做生易的脑瓜，竟混得风生水起，不几年，成了沿海一带赫赫有名的富商。

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在日本同样好使。

郑芝龙因此成为日本权贵们的座上宾，并娶了日本女人田川松为第二房老婆。

1624年，婚后第二年，田川松生下长子郑森（后来的郑成功）。

郑成功（1624年8月27日－1662年6月23日），又名福松，本名郑森，字明俨，诣明末大儒钱谦益时受字大木。是明末清初的军事家，民族英雄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郑芝龙在海上的势力愈发强大，顶峰时有大小船只3000余艘，私人武装达20万多人，成为亚洲地区唯一海上霸主。明廷多次围剿无果，随后，便以高官厚禄对他进行招安。

1628年，郑芝龙成为明廷的官员，投降明朝后，郑芝龙一边为国效力，剿灭海盗、战败荷兰舰队；一边凭借官方身份扩大海外贸易，“通贩洋货，内客外商，皆用郑氏旗号，无儆无虞，商贾有二十倍之利。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，寖以大显”。

1630年，地位显赫的郑芝龙决定把妻儿接到中国团聚。但当时日本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，腹中怀着孩子的田川松，受“日女不入中原”的禁令阻挠，未能顺利成行，6岁的郑成功回到了父亲身边。

回到中国后，郑成功开始接受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，14岁考中秀才，还曾入南京国子监，师从钱谦益，受其深刻的忠君报国思想的熏陶，大木即钱氏所起，含有“大术寄危厦”之意。

1644年，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，明朝亡国。

此后多尔衮统清军入关，入主中原。

1645年，郑芝龙、郑鸿逵兄弟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，为南明隆武帝。郑芝龙因拥立有功，被封为南安候，统领所有军事，肩负起抗清复明的重任。

古往今来，以劫掠为生的海盗多如牛毛，但能够以海盗的身份登堂入室、拜相封侯者如凤毛麟角，或许仅郑芝龙一人，郑芝龙此时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。

隆武帝见郑成功仪表非凡，气质英伟，举止从容，非常赏识和喜爱，十分遗憾膝下没有女儿许配给他，遂将当朝最尊崇的朱姓赐给他，并将其原名森改为成功，并按照驸马的待遇来对待他，从此民间就有了 “国姓爷”的美名。

也就是在1645年这一年，田川松由日本来到泉州与丈夫、长子团聚。

商人本质就是追本逐利，从小在海上飘荡，游历四方的经历让郑芝龙对国家、民族概念冷漠。想当年他当年投降明朝，无非是想利用官方身份牟取巨额利润、攫取更多的权势及女人，并非“爱国”。

清军入关之初，为了招抚人心，大明重臣洪承畴被任命为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，入内院佐理军务，授秘书院大学士，相当于丞相。吴三桂被封为“平西王”，拥有独立统率的部队，称雄一方。

见到洪承畴、吴三桂的美好，郑芝龙也做起了黄梁美梦，他希望利用闽广总督的身份，在闽广一带继续坐地为王。当战局形势不利于隆武政权时，郑芝龙心怀鬼胎，迫不及待地与清朝暗通款曲。

郑芝龙给清朝写道：“臣闻皇上人主中原，挥戈南下，夙怀归川页之心。惟山川阻隔，又得知大兵已到，臣即先撤各地驻兵，又晓谕各府、州积贮草秣，以迎大军。”为表达诚意，郑芝龙密令部下放弃天险，自动撤退，并且留下粮草，以备清军使用。

相比父亲郑芝龙的利令智昏，执迷不悟，贪图富贵，从小接受儒家正统教育的郑成功根本无法接受，他认为忠臣不事二主，既然归顺了大明，又怎么能效忠异族呢，何况常言道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。

有浓重家国情怀、忠义情操，骨子里流淌着英雄主义的热血的郑成功对父亲的行为深感无奈，为此，父子之间有了一次著名的长谈，据《台湾外纪》记载：

成功劝曰：“以儿细度，闵粤之地，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。若凭高恃险，设伏以御，虽有百万，恐一旦亦难飞过。收拾人心，以围其本；大开海道，兴贩各港，以足其饷。然后选将练兵，号召天下，进取不难矣。”

龙曰：“稚子妄谈，不知天时时势。夫以天堑之隔，四镇雄兵且不能拒，何况偏安一隅。倘画虎不成，岂不类狗乎？”

谈话自然不欢而散，郑成功无奈的说：“如果父亲一去不回，孩儿将来自当为父报仇。”他深知，道不同，不足谋，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父子自此天各一方。

待续

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