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羽出兵北伐决定正确吗（关羽大义归天在哪一天）

“关羽大义归天在哪一天？”一直是很多关公信仰者关心的话题。但历史以来，对于此话题的专门研究较少，一是“为尊者讳”，关羽生前正直忠义，义勇无敌，死后成神入圣，朝廷褒封不断，儒称圣、释称佛、道称天尊；汉封侯、宋封王、明封大帝。庙祀无垠，九州无处不焚香。所以这类话题往往谈之较少。

二是史书语焉不详。研究关羽传记最主要的参考史书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在《三国志·后主传》中说：“国不置史，注记无官。是以行事多遗，灾异靡书。”使得关羽传记行文较为简略，虽有裴松之的注解，依然难窥全貌，遗珠之憾在所难免。只有考之其余传记史籍，综合推演，不足之处，留后补全。

案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：“权先使朱然、潘璋断其径路。十二月，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、都督赵累等于章乡，遂定荆州。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：“权先使朱然、潘璋断其径路。十二月，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，斩之，遂定荆州。”

关羽被害于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，史书已有定论。然关羽被害于十二月上旬？中旬？还是下旬？史书没有明文记载，如果先考证出关羽遇害于上中下旬，抽丝剥茧，对于考证关羽大义归天的日期才能更进一步。

先从关羽北伐襄樊说起。

北伐襄樊是关羽人生之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刻，史书称之“威震华夏”。襄樊之战，是东汉末年最后的一场大战，其参与人数、名将之多，战争节奏、变化之快，敌我态势、人性险恶之复杂，对魏蜀吴格局影响之沉重、深远，在中国战争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。

关羽北伐襄樊初期，一路奏凯，围樊城、困襄阳，擒于禁、斩庞德，当时的国都，汉献帝所在的许昌周边、许昌以南的武装力量都纷纷起义，遥受关羽印信，与关羽荆州军遥相呼应，互为支援。

关羽直抵许、洛，兴复汉室的希望，已克日奏功。元代大儒郝经《重建庙记》云：“独昭烈帝始终守一仁，武安王始终守一义，尽心复汉，无心代汉。汉统卒，归之袁氏徒为僭伪，曹氏徒为篡窃，孙氏徒为偏霸，竟不能以有汉。初，王及车骑将军飞与昭烈帝为友，约为兄弟，死生一之。及昭烈取益州，留王镇荆州，独当一面，犄角蹙操。昭烈取汉中，王威镇许、洛，几复汉矣。不幸而操、权合谋以图王，王死而曹氏篡。昭烈与飞出师伐权以诛仇，飞死而帝崩。始则王与飞以死事昭烈，终则昭烈与飞以死报王。呜呼！仁之至，义之尽也。”

北宋末成书的《百战奇略·第三卷·交战》云：“三国，蜀将关羽，围魏曹仁于樊，魏遣左将军于禁等救之，会汉水暴起，羽以舟兵虏禁等步骑三万，送江陵。是时，汉帝都许昌，魏武以为近贼，欲徙河北，以避其锋。”

唐代赵蕤《反经·格形》云：“初，关羽围樊襄阳，曹操以汉帝在许，近贼，欲徙都。”

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云：“秋，大霖雨，汉水泛溢，禁所督七军皆没。禁降羽，羽又斩将军庞德。梁、郏、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，为之支党，羽威震华夏，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。”

《三国志·满宠传》云：“满宠曰：‘山水速疾，冀其不久。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，自许以南，百姓扰扰，羽所以不敢遂进者，恐吾军掎其后耳。今若遁去，洪河以南，非复国家有也；君宜待之。’”

关羽借助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有利态势，围点打援，乘势而进，步步为营，扩大战果，目的不是为了一城一地，而是为了天下义士连成一片，共讨曹操篡逆，兴复汉室天下。

早在北伐襄樊前的两年间，关羽已在秘密筹备，联合许昌内的忠心汉室的官员，以期里应外合，解救汉献帝之困境。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云：“二十三年春正月，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、司直韦晃等反，攻许，烧丞相长史王必营，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。”其中所引《三辅决录注》：“欲挟天子以攻魏，南援刘备。时关羽强盛，而王在邺，留必典兵督许中事。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：“魏王操使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。太医令吉本、本子邈、邈弟穆等谋杀必，挟天子以攻魏，南引关羽为援。”

建安二十三年冬十月，南阳宛城守将侯音据城反叛，与关羽连和。宛城是南阳盆地腹心，南阳郡的治所，史称“水通荆襄，陆通汝洛”，离许昌不到200公里，是许昌的战略屏障。

建安二年正月，曹操率军讨伐张绣，张绣率部投降。曹操纳张绣族叔张济遗孀邹夫人为姬妾，又拉拢张绣部下胡车儿。张绣在谋士贾诩建议下，突然反叛，奇袭曹操之营，曹操虽然逃脱，但典韦、长子曹昂和曹操的侄子曹安民一并战死，成为曹操一生的痛点。

当曹操得知宛城侯音反叛消息后，立即命屯驻在樊城的曹仁出兵围困宛城，建安二十四年正月，曹仁斩侯音、屠宛城，侯音之乱遂平。

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载：“冬十月，宛守将侯音等反，执南阳太守，劫略吏民，保宛。初，曹仁讨关羽，屯樊城，是月使仁围宛。二十四年春正月，仁屠宛，斩音。”

《三国志·魏书·曹仁传》云：“侯音以宛叛，略傍县众数千人，仁率诸军攻破音，斩其首，还屯樊，即拜征南将军。”

《曹瞒传》记载：是时南阳间苦繇役，音於是执太守东里衮，与吏民共反，与关羽连和。南阳功曹宗子卿往说音曰：“足下顺民心，举大事，远近莫不望风；然执郡将，逆而无益，何不遣之。吾与子共戳力，比曹公军来，关羽兵亦至矣。”音从之，即释遣太守。子卿因夜逾城亡出，遂与太守收馀民围音，会曹仁军至，共灭之。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云：“南阳吏民苦繇役，冬，十月，宛守将侯音反。南阳太守东里衮与功曹应余迸窜得出；音遣骑追之，飞矢交流，余以身蔽衮，被七创而死，音骑执衮以归。时征南将军曹仁屯樊以镇荆州，魏王操命仁还讨音。”

建安二十三年，曹操派陆浑长张固征招壮丁，百姓惶俱，孙狼等乘机发动起义，杀县主簿，攻破县城，张固带着十几个官吏逃得胡昭住所。孙狼便带领造反的乡民南下投奔关羽。关羽授给孙狼印信，给其兵器，令其回到陆浑，扰乱曹操在洛阳许昌的统治。孙狼回到陆浑南边长乐亭时，订立誓约：“胡昭是贤士，不能回去找胡昭的麻烦！”

《三国志·胡昭传》：“建安二十三年，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，当给汉中。百姓恶惮远役，并怀扰扰。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主簿，作为叛乱，县邑残破。固率将十余吏卒，依昭住止，招集遗民，安复社稷。狼等遂南附关羽。羽授印给兵，还为寇贼，到陆浑南长乐亭，自相约誓，言：‘胡居士贤者也，一不得犯其部落。’一川赖昭，咸无怵惕。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云：“陆浑民孙狼等作乱，杀县主簿，南附关羽。羽授狼印，给兵，还为寇贼，自许以南，往往遥应羽，羽威震华夏。”

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云：“梁、郏、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，为之支党，羽威震华夏，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。”

《三国志·满宠传》云：“满宠曰：‘今若遁去，洪河以南，非复国家有也。’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：“羽又遣别将围将军吕常于襄阳。荆州刺史胡修、南乡太守傅方皆降于羽。”

梁在今河南省睢阳县，治所在商丘古城。郏县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。陆浑在今河南嵩县东北一带，距离洛阳五十公里。洪河，淮河支流，位于河南省东南部。

许昌以南，许昌周边，不满曹操统治的起义军，与关羽荆州军遥相呼应，互为支援。关羽以正义之师伐罪曹操，声势浩大，群情激奋，收复许昌洛阳，兴复汉室，也只是数月之间的事情。

建安二十四年九月，曹操的统治中心邺城发生魏讽谋反事件，在其后院放了一把大火。

《世语》曰：“（魏）讽字子京，沛人，有惑众才，倾动邺都，钟繇由是辟焉。大军未反，讽潜结徒党，又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。未及期，祎惧，告之太子，诛讽，坐死者数十人。”

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载：“九月，相国锺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。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曰：“初，沛国魏讽有惑众才，倾动鄴都，魏相国钟繇辟以为西曹掾。荥阳任览，与讽友善。同郡郑袤，泰之子也，每谓览曰：“讽奸雄，终必为乱。”九月，讽潜结徒党，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鄴；未及期，祎惧而告之。太子丕诛讽，连坐死者数千人，钟繇坐免官。”

与魏讽同谋反叛曹操的，都是些什么人：王粲二子，刘廙之弟刘伟，张绣之子张泉，荆州名士宋忠之子。王粲曾于荆州依附刘表；刘廙曾被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；张绣曾经依附刘表；宋忠也是荆州名士，尹默曾经随他游学。

这些与荆州关系密切的人士，在关羽北伐襄樊，围樊城、困襄阳，擒于禁、斩庞德，威震华夏时，共同谋划在魏国都城邺城起事，目的正是为了呼应关羽，与之里应外合，动摇曹操统治根本。

关羽兴复汉室的千秋功业，已是尽在眼前。而致使关羽北伐襄樊，兴复汉室的大业功败垂成的罪魁祸首，正是因为孙权吕蒙偷袭荆州，糜芳士仁献关投降，致使汉室江山易手，次年即为曹丕篡位，汉朝至此结束，这不仅是关羽一人之憾事，也是汉民族之憾事！

南宋大儒朱熹《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六·历代三》云：“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，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。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，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，同正曹氏之罪。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，便与坏倒！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。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。若先主事成，必灭曹氏，且复灭吴矣。权之奸谋，盖不可掩。平时所与先主交通，姑为自全计尔。”

明代大儒方孝儒《关王庙碑》云：“（关羽）左右昭烈，誓复汉室，此其忠义之气，固足以服天下，而岂一世之雄哉？使侯不死，与孔明戮力，孔明治内，侯治其外，汉贼可诛，孙氏可虏，而高祖之天下可复矣。然则侯之存，岂惟蜀人赖之，海内实赖之。无成而卒，非惟蜀人痛之，凡当为汉民者，皆宜为之悼惜也。感之深思之久，事其在天之神，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废，岂非出于天理民彝之正也哉？”

明代状元钱福《义勇武安王庙碑》云：“呜呼，王之系于汉，非小小也。是时操之贼，有白之者，而权之为贼，未白也。自王首辱骂其使，不与为婚，使人知权之当摈，及权贼王附操，而后其为汉贼者，始不得逃乎天下万世之公议。然操尚知留王以倾权，而权不能留王以支操，非惟智不操若，而得罪于汉室亦大矣。故权之为贼，自王白之也。”

孙权背盟失信，偷袭荆州，是北伐襄樊，战局急转而下的重要转折点，也是致使关羽北伐襄樊失败，大义归天的主要罪魁祸首。

《三国志·蒋济传》：“司马宣王（司马懿）及（蒋）济说太祖曰：‘于禁等为水所没，非战攻之失，於国家大计未足有损。刘备、孙权，外亲内疏，关羽得志，权必不原也。可遣人劝蹑其后，许割江南以封权，则樊围自解。’太祖如其言。”

《三国志·张辽传》：“关羽围曹仁於樊，会权称藩，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。辽未至，徐晃已破关羽，仁围解。”

《晋书·帝纪第一·宣帝》：“帝又言荆州刺史胡修粗暴，南乡太守傅方骄奢，并不可居边。魏武不之察。及蜀将羽围曹仁于樊，于禁等七军皆没，修、方果降羽，而仁围甚急焉。是时汉帝都许昌，魏武以为近贼，欲徙河北。帝谏曰：“禁等为水所没，非战守之所失，于国家大计未有所损，而便迁都，既示敌以弱，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。孙权、刘备，外亲内疏，羽之得意，权所不愿也。可喻权所，令掎其后，则樊围自解。”魏武从之。权果遣将吕蒙西袭公安，拔之，羽遂为蒙所获。”

南朝宋时，裴松之受命刊校史籍时，对孙权破坏孙刘联盟，偷袭关羽，失信天下，曾发出肺腑之言：“臣松之云：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，荆楚为维翰，关羽扬兵沔、汉，志陵上国，虽匡主定霸，功未可必，要为威声远震，有其经略。孙权潜包祸心，助魏除害，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，行曹公移都之计，拯汉之规，于兹而止。义旗所指，宜其在孙氏矣……”（裴松之注《三国志·诸葛瑾传》）

孙权因关羽处其上游，不愿让关羽势力做大发展，且孙权早有攻取荆州之心，看到关羽北伐襄樊，连连告捷，威名远播，兴复汉室之功指日可待，于是联结曹操，自请称臣，派吕蒙偷袭荆州。

在关羽北伐襄樊，围困樊城时，吕蒙向孙权献计图谋偷袭荆州，此时为秋七月，在擒于禁，取湘关米之前。

《三国志·吕蒙传》：“后羽讨樊，留兵将备公安、南郡。蒙上疏曰：‘羽讨樊而多留备兵，必恐蒙图其后故也。蒙常有病，乞分士众还建业，以治疾为名。羽闻之，必撤备兵，尽赴襄阳。大军浮江，昼夜驰上，袭其空虚，则南郡可下，而羽可禽也。’遂称病笃，权乃露檄召蒙还，阴与图计。羽果信之，稍撤兵以赴樊。魏使于禁救樊，羽尽禽禁等。

孙权吕蒙为减缓关羽戒备之心，一面令吕蒙托病，年轻陆逊代其职位，卑辞屈下，一面主动要求协助关羽北伐襄樊，却又迟缓懈怠，受到关羽斥责，孙权口蜜腹剑，亲自作书道歉，许诺自己亲自带兵前往相助。

《典略》云：“羽围樊，权遣使求助之，敕使莫速进，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。羽忿其淹迟，又自已得于禁等，乃骂曰：‘貉子敢尔，如使樊城拔，吾不能灭汝邪！’权闻之，知其轻己，伪手书以谢羽，许以自往。”

裴松之对此颇为不满：“臣松之以为荆、吴虽外睦，而内相猜防，故权之袭羽，潜师密发。按吕蒙传云：‘伏精兵於舳舻之中，使白衣摇橹，作商贾服。’以此言之，羽不求助於权，权必不语羽当往也。若许相援助，何故匿其形迹乎？”

孙权派遣吕蒙偷袭荆州的正式发兵时间，是在关羽解送于禁七军三万人往江陵，取湘关米之后。即八月之后。“擅取湘关米”只是孙权吕蒙为背盟偷袭寻找的借口。

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：“八月，汉水溢，灌禁军，军没，羽获禁，遂围仁。使徐晃救之。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：“羽得于禁等人马数万，粮食乏绝，擅取权湘关米；权闻之，遂发兵袭羽。”

孙权派遣吕蒙白衣渡江，袭取公安，士仁投降，在十月及闰十月初。徐晃、曹仁战局反转、转危为安，正是因为得知孙权偷袭，开始战略性撤退，此时正是闰十月上旬。

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：“冬十月，军还洛阳。孙权遣使上书，以讨关羽自效。王自洛阳南征羽，未至，晃攻羽，破之，羽走，仁围解。王军摩陂。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：“冬，十月，魏王操至洛阳。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：“孙权为牋与魏王操，请以讨羽自效，及乞不漏，令羽有备。操问群臣，群臣咸言宜密之。董昭曰：‘军事尚权，期于合宜。宜应权以密，而内露之。羽闻权上，若还自护，围则速解，便获其利。可使两贼相对衔持，坐待其敝。祕而不露，使权得志，非计之上。又，围中将吏不知有救，计粮怖惧。傥有他意，为难不小。露之为便。且羽为人强梁，自恃二城守固，必不速退。’操曰：‘善！’即敕徐晃以权书射著围里及羽屯中，围里闻之，志气百倍；羽果犹豫不能去。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：“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，（桓）阶曰；‘今仁等处重围之中，而守死无贰者，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。夫居万死之地，必有死争之心。内怀死争，外有强救，大王按六军以示馀力，何忧于败而欲自往﹖’操善其言，乃驻军摩陂，前后遣殷署、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。关羽围头有屯，又别屯四冢，晃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。欲坏，自将步骑五千出战；晃击之，退走。羽围堑鹿角十重，追羽，与俱入围中，破之，傅方、胡脩皆死，羽遂撤围退，然舟船犹据沔水，襄阳隔绝不通。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：“关羽遣兵屯偃城，晃既到；诡道作都堑，示欲截其后，羽兵烧屯走。晃得偃城，连营稍前。操使赵俨以议郎参曹仁军事，与徐晃俱前，馀救兵未；晃所督不足解围，而诸将呼责晃，促救仁。俨谓诸将曰：‘今贼围素固，水潦犹盛，我徒卒单少，而仁隔绝，不得同力，此举适所以敝内外耳。当今不若前军偪围，遣谍通仁，使知外救，以励将士。计北军不过十日，尚足坚守，然后表里俱发，破贼必矣。如有缓救之戮，余为诸君当之。’诸将皆喜。晃营距羽围三丈所，作地道及箭飞书与仁，消息数通。”

《三国志·赵俨传》：“诸将皆喜，便作地道，箭飞书与仁，消息数通，北军亦至，并势大战。羽军既退，舟船犹据沔水，襄阳隔绝不通，而孙权袭取羽辎重，羽闻之，即走南还。”

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：“闰月，权征羽，先遣吕蒙袭公安，获将军士仁。”

建安二十四年闰十月初九，钟繇得知曹仁徐晃战事告捷，关羽负伤，上《贺捷表》给曹操报喜，全文：“臣繇言：戎路兼行，履险冒寒。臣以无任，不获扈从，企仰悬情，无有宁舍。即日长史逮充宣大令，命知征南将军运田单之奇，厉愤怒之众，与徐晃同势，并力扑讨。表里俱进，应期克捷，馘灭凶逆。贼帅关羽，已被矢刃。傅方反覆，胡修背恩，天道祸淫，不终厥命。奉闻嘉憙，喜不自胜。望路载笑，踊跃逸豫。臣不胜欣庆，谨拜表因便宜上闻。臣繇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、死罪死罪。建安廿四年闰月九日，南蕃东武亭侯臣繇上。”

孙权亲征江陵，糜芳投降，孙权进入江陵城的时间，是在闰十月。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：“吕蒙至寻阳，尽伏其精兵畳縄中，使白衣摇橹，作商贾人服，昼夜兼行，羽所置江边屯候，尽收缚之，是故羽不闻知。麋芳、士仁素皆嫌羽轻己，羽之出军，芳、仁供给军资不悉相及，羽言‘还，当治之’，芳、仁咸惧。于是蒙令故骑都尉虞翻为书说仁，为陈成败，仁得书即降。翻谓蒙曰：‘此谲兵也，当将仁行，留兵备城。’遂将仁至南郡。麋芳城守，蒙以仁示之，芳遂开门出降。蒙入江陵，释于禁之囚，得关羽及将士家属，皆抚慰之，约令军中：‘不得干历人家，有所求取。’蒙麾下士，与蒙同郡人，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；官铠虽公，蒙犹以为犯军令，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，遂垂涕斩之。于是军中震慄，道不拾遗。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，问所不足，疾病者给医药，飢寒者赐衣粮。羽府藏财宝，皆闭以待权至。”

吕蒙进入江陵，将关羽及将士家属扣为人质，关羽投鼠忌器，只能派遣使者与吕蒙议谈，吕蒙施展攻心战术，厚待使者，厚待人质，以此来瓦解关羽部队的战斗意志。

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：“权已据江陵，尽虏羽士众妻子，羽军遂散。”

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称关羽：“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。”（《张飞传》）

《三国志·陆逊传》：“（吕）蒙曰：‘羽素勇猛，既难为敌，且已据荆州，恩信大行’。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七十六》：司马师问计于河南尹王肃，肃曰：“昔关羽虏于禁于汉滨，有北向争天下之志，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，羽士众一旦瓦解。”

关羽爱民如子，善待士卒，关羽绝不会因个人因素而牺牲军士家属的生命安全，只能暂停战争动作，解决眼下的人质危机。北伐襄樊陷入停顿状态。

《三国志·吕蒙传》：“……故羽吏士无斗心。会权寻至，羽自知孤穷，乃走麦城，西至漳乡，众皆委羽而降。”

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：“关羽还当阳，西保麦城。权使诱之。羽伪降，立幡旗为象人於城上，因遁走，兵皆解散，尚十馀骑。”

由此而知，兵士解散是关羽“还当阳，西保麦城”之后，主动地解散军士行为。在孙权吕蒙掳军士家属一个月左右时间，并未发生军士哗变、叛逃现象，可知军士对关羽的爱戴、崇敬之情。

关羽解散队伍，令其军士与家人团聚，自己仅带十余骑突围，体现着关羽“以人为本、大义参天”的人格魅力。

东吴为了防止关羽逃脱，对关羽形成层层包围圈，令陆逊“别取宜都，获秭归、枝江、夷道，还屯夷陵，守峡口以备蜀。”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，“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”弃城而逃，“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。”完成了对关羽最后的包围。此时正是十一月份。

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：“陆逊别取宜都，获秭归、枝江、夷道，还屯夷陵，守峡口以备蜀。”

《三国志·陆逊传》：“权乃潜军而上，使逊与吕蒙为前部，至即克公安、南郡。逊径进，领宜都太守，拜抚边将军，封华亭侯。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，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。逊请金银铜印，以假授初附。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。”

《三国志·陆逊传》：“逊遣将军李异、谢旌等将三千人，攻蜀将詹晏、陈凤。异将水军，旌将步兵，断色险要，即破晏等，生降得凤。又攻房陵太守邓辅、南乡太守郭睦，大破之。秭归大姓文布、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，首尾西方。逊复部旌讨破布、凯。布凯脱走，蜀以为将。逊令人诱之，布帅众还降。前后斩获招纳，凡数万计。”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：“十一月，汉中王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，诸城长吏及蛮君长皆降于逊。逊请金、银、铜印以假授初附，击蜀将詹晏等及秭归大姓拥兵者，皆破降之，前后斩获、招纳凡数万计。权以逊为右护军、镇西将军，进封娄侯，屯夷陵，守峡口。”

宜都，秭归、枝江、夷道的攻克，不但断了关羽的归路，而且也阻断了长江上游方向援军的来路。

孙权完成对关羽的战略包围后，即发出命令，“遣将逆击羽”，所谓“逆”，正是迎着关羽败退方向堵截才叫逆。担任“逆击羽”任务的即是潘璋朱然。

《三国志·吴主传》：“关羽还当阳，西保麦城。权使诱之。羽伪降，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，因遁走，兵皆解散，尚十余骑。权先使朱然、潘璋断其径路。十二月，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、都督赵累等于章乡，遂定荆州。”

《三国志·潘璋传》：“权征关羽，璋与朱然断羽走道，到临沮，住夹石。”

《三国志·朱然传》：“建安二十四年，从讨关羽，别与潘璋到临沮禽羽，迁昭武将军，封西安乡侯”。

“逆击羽”的时间段当在十一月底，孙权完成对关羽的包围圈即开始进行。

查地图，自麦城（今湖北宜昌当阳市两河镇）至临沮（今湖北宜昌远安县回马坡）距离只有92公里，路线较短，可知时间之短促。

《三国志·虞翻传》：“关羽既败，权使翻筮之，得兑下坎上，节，五爻变之临，翻曰：“不出二日，必当断头。”果如翻言。”

《三国志·吴范传》：“后羽在麦城，使使请降。权问范曰：‘竟当降否？’范曰：‘彼有走气，言降诈耳。’权使潘璋邀其径路，觇候者还，白羽已去。范曰：‘虽去不免。’问其期，曰：‘明日日中。’权立表下漏以待之。及中不至，权问其故，范曰：‘时尚未正中也。’顷之，有风动帷，范拊手曰：‘羽至矣。’须臾，外称万岁，传言得羽。”

从《虞翻传》、《吴范传》可以确知，关羽率十余骑从麦城突围，至关羽被擒只是一天、两天时间。关羽被擒的时间当在十二月初。

《资治通鉴·卷第六十八》：“（十一月）关羽自知孤穷，乃西保麦城。孙权使诱之，羽伪降，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，因遁走，兵皆解散，纔十馀骑。权先使朱然、潘璋断其径路，十二月，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，斩之，遂定荆州。”

关羽被擒之后，并没有解往江陵，在向孙权汇报战果时，孙权初时想留住关羽性命，用关羽为将，以抵挡刘备、曹操，被群下所阻拦。

《蜀记》云：“权遣将军击羽，获羽及子平。权欲活羽以敌刘、曹，左右曰：‘狼子不可养，后必为害。曹公不即除之，自取大患，乃议徙都。今岂可生！’乃斩之。”

孙权与幕僚议关羽生死在江陵，杀害关羽在临沮，其自知罪恶难赎，所以虽得活关羽，也心存畏惧，必欲杀之而后快。临沮距离江陵二三百里，议事加往来通联又需数日，裴松之认为，潘璋等人不在擒获时杀了关羽，还有时间议论关羽的生死呢？只是为了向外展示本不愿杀害关羽，又不得不杀，为杀害关羽的正确性找寻借口，绝智者之口罢了。

裴松之注云：“臣松之按吴书：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，羽至即斩，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，岂容不时杀羽，方议其生死乎？又云‘权欲活羽以敌刘、曹’，此之不然，可以绝智者之口。吴历曰：权送羽首於曹公，以诸侯礼葬其尸骸。”

所以在孙权谋划商定，即命潘璋将关羽杀害于临沮。以此时间点推断，关羽大义归天的时间就在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年十二月初七（公元220年1月29日），丁丑月甲寅日。据十二月十七日（公元220年2月8日）庚子年戊寅月甲子日，立春，只有10天。

另依元代巴郡胡琦所编《关羽年谱》记载，关羽卒于：汉献帝建安廿四年十二月初七日。

清代徐观海《圣迹纂要》记叙关羽、关平事迹，记载关羽、关平卒于建安二十四年乙亥十二月初七日。

《广义祀典》、《关圣帝君世系考证》记载：“圣帝姓关讳羽，字云长，出夏大夫龙逢之后，生于汉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岁六月二十四日，终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七日。”

道教典籍《关圣太子宝诰》云：“关圣帝君之长子也。名平，字坦之，祖籍山西省河东解梁州常平村宝池里。生於汉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。年少时随帝君任事，躬矢石，临阵不离左右，被执於汉献帝建安廿四年己亥岁十二月初七日，同帝君於临沮全忠孝，享年四十有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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